1950年上半年胜宇配资，除西藏、台湾等少数地区外，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
神州大地战火已熄，一个和平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已经出现，这正是民生公司所需要的。尽管这时候卢作孚人在香港，他仍时刻关注国内局势。
1950年3月24日，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北京代表向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建议。
他提出，政府可以作为股东投资，帮助民生公司渡过难关。不过，政府不直接参与民生公司的经营，只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
4月份，中共方面给了卢作孚非常明确的回复：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民生公司对开发产业、便利交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欢迎卢作孚先生率领滞港船只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尽管当前外汇奇缺，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外债，并准备在中加建交后，继续为民生公司担保。
中共中央还建议，卢先生可于6月中旬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北京的回复让卢作孚大为振奋，新政府答应帮助民生公司偿还贷款并为民生公司提供担保，这就让卢作孚最为担心的事有了着落。
很快，卢作孚做出离港赴京的计划，说实话，此次离港赴京对他而言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当时，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香港派驻了大量特务，其任务之一就是监视暂居香港的社会名流，一旦发现有人有回归大陆的企图，就实施暗杀行动。
在卢作孚北归之前，已有多名社会知名人士被暗杀。为了安全起见，他北上回归的一切准备，均由中共驻港工委负责人张铁生秘密安排。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当天早晨7点钟不到，卢作孚一行人搭车离开，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特务的监视，他们既没有搭船也没有乘飞机，而是选择走陆路。
很快，一行人乘车穿过九龙进入新界，在一处岔路口处，汽车停了下来，他们迅速下车，直奔停放在不远处的一辆大卡车。
卡车上的人看到后，纷纷下车，以极快的速度将卢作孚一行人的行李装车，并安排卢作孚坐到卡车的车厢里。
卡车开出一段时间后，再次停车，卢作孚他们由卡车转移到了两辆小汽车上，一路向前，在当天中午时分，顺利到达小渔村——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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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广东省宝安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至此，卢作孚等人的安全才算是真正有了保障，深圳所在地的宝安县政府有关人员，按照事先的安排，将他们送往广州，随后，卢作孚搭乘火车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后，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破坏民生公司的轮船胜宇配资，卢作孚要求不要公开他已经到达北京的消息。
征得周恩来的同意之后，北京的广播和报纸均没有报道。随后，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6月15日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在京期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曾经多次约见卢作孚，双方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交通发展问题和航运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两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认真听取了卢作孚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有一次，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周恩来突然打来电话，提出要立即约见他，有要事相商，接着派车将他接过去，两人一直谈到天明。
在此期间，卢作孚还经常受邀参加政务院召开的商讨经济问题的会议。
当月，中央人民政府还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民生公司加拿大借款到期本息的外汇额度和贷款给民生公司建造铁驳船的问题，此后至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陆续得到款项1600万元。
卢作孚还曾两次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的宴请。一次是宴请工商界有关人士，一次是宴请西南地区民主人士。
这两次宴会，卢作孚都与毛泽东同席，且被安排在紧靠毛泽东的座位——毛泽东对于与自己同龄的这位民族实业家，有着极好的印象。
此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也专门在中南海宴请卢作孚，并有贺龙、吴玉章、孙越崎等人作陪。
孙越崎后来回忆说：“席间，作孚先生畅谈了解放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高瞻远瞩，长策在胸，谈得朱总司令、吴玉章同志、贺龙同志等满座欣然。”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从西南来到北京后，也曾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卢作孚。
卢作孚与刘伯承早年即相识，阔别多年，如今算是故友重逢，两人聊了很长时间。
卢作孚与中国共产党高层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他提议将民生公司交给政府管理，但是交通部不同意卢作孚的提议，只同意尝试公私合营。
因为，关于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表态，同意接受卢作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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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7月间，中央政府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规定由人民政府派出7名公股代表，参加民生公司常务董事会，负责清理股权及资产、清理债务、精简机构、配合政府航运计划、调整劳资关系等。
对于此次会谈，交通部并没有拿出具体的公私合营方案，而是告知卢作孚，由民生公司提出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可多至8个方案，再由交通部研究，决定采取何种方案，并修订其内容。
随后，他按照要求开始拟订公私合营的方案，方案送至交通部后，立刻得到答复。
交通部表示，卢作孚仍回民生公司任总经理职务，一切人事、行政大权仍由卢作孚主持，交通部只派公股代表3人到民生公司胜宇配资，不参加行政工作，属于观察员身份，顺便了解和学习业务，至3个月后，有可能参加部分工作。
交通部代表声明，这种决定为了使卢作孚能大胆负责进行工作而不受干扰，是完全相信他、支持他的一种安排。对于这个结果，他颇为满意。
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与中央交通部部长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清查股权、清理资产、筹措借款、整顿业务、精简机构、节约开支等各项事宜达成协议，确定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过渡办法，启动了“民生”公私合营的程序。
由此，民生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并为我党接收和容纳民族资本提供了一个模式化的范本。
卢作孚在京期间，周恩来向他提出，希望他统管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工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级领导职务，这个提议，显然是中共中央的意见，极富有诚意。
不过，卢作孚向周恩来表示：自己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几十年，有许多工作还待处理，需要回重庆做一些安排。
因为，民生公司经过3年的内战时期，很多问题积累下来未能处理，值此百废待兴之际，卢作孚唯有先处理好民生公司的问题，才能考虑其他事情。
处理完北京的事务之后，卢作孚便返回重庆，着手处理民生公司的问题并实施公私合营，他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经周恩来同意，开始将滞留在香港的轮船转移到大陆。
最先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是“怀远轮”和“宁愿轮”。两船趁国民党方面尚未摸清香港民生船只的动向之时，佯称要运货去韩国仁川港，分别于1950年6月7日、9日驶离香港，绕过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在途中折向上海。
为了保密，两船的航行情况，香港民生公司不发电报、不打电话，而是直接派人去上海，通告上海区公司负责人，再报告当地政府做好接应。
紧接着，“民众轮”又以开往韩国为名，于6月13日在香港结关。按规定，该船应在中午离港，但船员们故意拖延，迟至深夜，突然驶离，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强行通过台湾海峡。
其间，海上突然出现多盏探照灯直射船身，船长临危不惧，命令船只靠近台湾沿岸行驶，使国民党海军产生错觉，以为是驶往台湾的船只，于是放行。
不过，次日拂晓，该船已远离台湾岛，立刻转向驶往长江口，绕过国民党残军占据的沿海岛屿，通过水雷封锁区，于18日驶抵上海。
这期间，卢作孚夜不能寐，随时与上海民生公司和香港民生公司保持着无线电联络。他根据几艘船的航速，不断估算着北归船舶航行的位置。当这3艘船终于先后抵达上海时，卢作孚兴奋异常。
但是，第4艘船“太湖轮”在北归途中出了问题。
“太湖轮”于6月下旬从印度驶抵香港，6月21日，该船满载为公司购置的五金器材，仍是以开往韩国为名，做好了北驶上海的准备。
不料，船上的三副叛变，将该船的北归计划，向台湾当局做了密报。
6月22日凌晨2点，“太湖轮”刚一开出香港水域，就被国民党海军拦截，劫往台湾高雄。
后来，船长被台湾当局判处10年徒刑，除三副等3人外，其余船员被国民党军押赴汕头海面放逐，由我沿海军民救回。
“太湖轮”被劫事件，对民生其余的滞港船只和船员安全也造成了重大威胁。其时，卢作孚尚在北京，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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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船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向政务院报告以后，命令停止执行向上海发船的计划，改为向广州发船。
计划调整后，当年7月31日至10月12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怒江”、“渠江”、“民俗”、“民本”轮相继开回广州。
当时，香港的政府对中国的新政权抱有敌意，因此，如果不是正常营运，港英当局一般不准船只直接驶往大陆。
其中，“渠江轮”从香港驶出，直奔我方边防站，在途中，遭遇一艘驻港英军的巡逻炮艇，询问开往何处，并企图拦截。
“渠江轮”未加理会，而是全速前进，巡逻艇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所幸此时，“渠江轮”离我方边防站已经很近，立刻升起了五星红旗，英军巡逻艇不敢再追，掉头离去。
另外，滞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造新船，也巧妙地归来。
那时，民生公司仍有香港至广州的例行航线，每天有两只小型“门”字号轮船对开。
有一天，一艘轮船开抵广州后声称“发生故障”，请求留在广州“修理”。香港公司焉有不允之理？随即派出另一艘新船顶替。
过了不久，第一艘轮船还没有“修理”好，第二艘轮船又报“故障”，留在广州“修理”。
于是，香港民生公司又派出第三艘小型“门”字号顶上。
某日，两艘尚在港穗间对开的轮船突然在广州宣布停航。就这样，“石门”、“剑门”、“龙门”、“祁门”四艘小型新造轮船，全部安然返回广州。
留在香港的还有三艘大型“门”字号新造船——“虎门”、“玉门”和“雁门”，本来是行驶香港至澳门航线的，在载客到澳门后，在返程中按惯例要经过广州。
实施北归计划后，这三艘船均从澳门空船返回，驶到广州就不走了。
当时，美国右翼势力与加拿大在野党进步保守党，正胁迫加拿大政府起诉民生公司，并企图通过港英当局扣押7艘“门”字号新船。
民生公司佯称，因船员抗议加拿大政府企图扣船而罢工，船已无法驶回香港，加拿大驻香港高级专员公署看到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民生公司在海外的轮船，除“平远轮”长期被国民党军扣作军用、“太湖轮”被劫之外，共有18艘滞留香港和在海上的船只，顺利返回大陆。
这批船只，当时价值2000万美元，而当时的黄金官价为每盎司(28.350克)35美元。无疑，这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卢作孚看来胜宇配资，民生公司已经渡过了最大的难关，完成公私合营之后，他可以再次带领公司创造新的航运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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